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（记者赵琬微）五四百年，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青年。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生长于和平年代的当代青年们，能否理解先辈舍生取义的激昂与悲壮？面对前辈的殷殷期待，他们应如何选择人生道路？让我们一起聆听五四运动研究者与当代青年的对话。

　　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

　　北京大学青年智库学会成员邵嶷、李佩：我们心中的“五四”是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——百年前，爱国青年扛起了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大旗，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，书写着壮烈的青春华章。在您看来，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？

　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：说起历史往事，首先要明确的是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个“乱世”当中。从国家来说，当时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，军阀割据，大学正常办学都成问题。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，在世界大战和“国已不国”的情况下，进步青年挺身而出。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爆发了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杨凤城：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，已经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。国家的积贫积弱、列强的欺凌，给他们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悲情和由此产生的壮烈情怀。为了让中国获得新生，他们要释放、表达爱国情怀，维护民族尊严。

　　“运用历史的长镜头、广角镜来看五四运动”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琳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，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。要坚持大历史观，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、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、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。您如何理解“大历史观”？

　　杨凤城：我理解的“大历史观”，是一定要运用历史的长镜头、广角镜来看五四运动。走上街头表达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，继承了哪些中华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？把它放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进程中，这与中国读书人的家国情怀，以及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价值追求都是有关联的。

　　中央团校研究员、《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》主编郑洸：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性，比如关注背景、经过、经验、教训、启示等方面。而“大历史观”为我们审视研究五四运动提出了更高要求，需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、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，总结历史规律，揭示历史趋势。

　　“传承五四精神，不断用行动服务人民、奉献祖国”

　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孙照哲：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爱国主义运动，五四运动有很高的历史地位，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原因。我们传承五四精神的关键是什么？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从洋务运动、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，都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，都没有成功。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，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，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“东亚病夫”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。

　　韩毓海：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做了思想上、干部上的准备。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党。我们传承五四精神，就是要发扬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，跟着共产党走，不断用行动服务人民、奉献祖国。

　　“要有回馈社会之心，不断锤炼本领品德”

　　中央团校研究生程奥林：从小学到大学，我们大多数的所思所想都与学习相关。如今，身边有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后面临很多诱惑和选择，我们怎样做才能不负青春、不负祖国？

　　郑洸：我1929年出生，今年正好90岁了。20世纪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我正在上海暨南大学国际贸易系学习，也面临人生选择。一个礼拜天，学生会干部动员我去福建工作，因为我会讲福州话。几十年后，已是耄耋之年的我们再次碰面，他问我是否埋怨他，促使我中断学业参加革命工作，我回答说“无怨无悔”。那个时候参加地下学生运动是危险的，我们连生死问题都考虑过。我就是由衷地爱党，下定决心要听党的话，跟党走。

　　青年人面临很多选择，其实也是面对很多诱惑。在选择的时候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但不应陷入自我的狭小天地，而要将自我发展与国家需要结合，回馈社会，回报国家，不断锤炼品德。